摘要：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孤立主义开始复苏，并在2018年后迅速升温。这一轮孤立主义思潮由特朗普的共和党支持者引领，得到独立人士和青年群体的强烈响应，呈现出明显的党派分野和世代差异。孤立主义在美国的再度兴起，其背后隐藏着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全球领导地位受到威胁、深陷战争泥潭、共和党领导层影响以及青年群体被忽视等多重原因。与历史上的孤立主义相比，这一轮孤立主义更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政治领袖在引领民众孤立主义思潮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美国民众和共和党领导层的孤立主义倾向可能给现行世界秩序带来巨大挑战。

关键词：孤立主义；公众舆论；美国外交政策；特朗普

【作者简介】

刘颜俊，飞禽走兽老虎机_捕鱼老虎机技巧-手机版游戏下载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比较、中国与世界政治，主要研究兴趣是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政治心理与行为、身份/认同与话语政治、政治代表性与政党政治、不平等与公共政策的政治等。

董佳欣，飞禽走兽老虎机_捕鱼老虎机技巧-手机版游戏下载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论文主要观点】

特朗普以显著优势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这不仅意味着其个人的政治回归，也标志着美国进入新一轮孤立主义时代。这场美国外交战略的转型，体现出政治领导、社会结构性变迁、全球秩序重组与国家战略理念间的复杂关联。

“孤立主义” 作为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基本取向，与“国际主义”相对，其核心在于“排除或减少与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联系”，强调国家主权、自我防卫和国内优先，反对过度干预国际事务，抵制多边合作与全球领导责任。在美国历史上，孤立主义曾多次兴起，在二战后相对退潮，但并未彻底消亡。特朗普上台后提出“美国优先”，成为新一轮孤立主义的重要标志。

自2018年以来，美国社会孤立主义情绪迅速升温。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多项民调显示，共和党选民对孤立主义的支持率由2018年的30%升至2023年的53%。尤其特朗普派系的共和党人，其支持率高达60%，明显高于非特朗普派。除了传统保守派的主力推动外，独立选民和青年群体的孤立主义倾向也显著上升。例如，与60岁以上“婴儿潮”一代相比，无论政治立场如何，18岁至30岁的美国年轻人均更倾向于支持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这种代际转向也推动了孤立主义情绪的增长。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已将孤立主义从理念转化为制度性实践。在安全事务上，特朗普强调国防自主与本土防卫，推进军力现代化与国防“泛安全化”，成立太空军、强化核力量，同时频繁批评盟友“搭便车”、施压其增加军费分摊，甚至多次威胁退出北约，体现出对传统同盟体系的质疑与疏离。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削减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项目的财政支持，并公开抨击WTO、WHO等，表现出对多边治理结构的高度不信任与脱离。在经贸领域，其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主张推动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主要贸易伙伴加征高额关税，强调“公平贸易”而非自由贸易，试图重构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国际经贸秩序。这些举措充分体现出特朗普及其政治派别对于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根本性质疑与挑战。

美国孤立主义复兴的背后，是多重结构性因素的交织。其一，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转型、收入不平等加剧与社会流动性下降，损害了大量中下层民众利益，激发反全球化情绪，使孤立主义成为对抗全球化冲击的政治表达。其二，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相对削弱，外交干预成本上升，盟友负担意愿不足，令许多美国人产生了权力焦虑，使持续承担全球责任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其三，近些年来美国卷入的海外战争屡遭质疑，包括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巴以冲突以及对乌克兰的持续援助，战损与财政压力使民众普遍产生战争疲劳，愈发反感对外介入，要求 “把钱花在美国人民身上”。其四，党派政治极化与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强化了“美国优先”话语，特朗普、共和党领导层及保守派媒体反复渲染“美国被占便宜”的叙事，将多边主义描绘为牺牲国家利益的制度安排，进一步激发选民不满，使孤立主义从边缘转为共和党的核心主张。其五，Z世代与千禧一代虽价值观更开放包容，但在被忽视、政治幻灭与社会不平等中成长起来，愈发质疑对外干预的合法性与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主张将有限资源优先用于教育、医疗、住房等国内社会问题；他们对外交政策中的种族主义高度敏感，反对强加美式价值，强调文化多样性与主权尊重，其“内向式关怀”取向逐步取代自由国际主义，这种代际转向为新一轮孤立主义复兴提供了超越传统保守派的社会基础。简言之，美国孤立主义的再兴可从结构性变化与领导人动员两个维度理解。结构上，是国家权力基础与社会需求的再配置；代理上，则体现为特朗普的个人驱动与政治塑造。他通过一套情绪化、易动员的政治语言，将“美国优先”转化为党纲、国家战略与群众口号三位一体的动员机制，推动共和党的外交路线整体右转，并重塑了政治认同与民众期待。

与历史上的孤立主义潮流相比，美国新一轮孤立主义呈现出一些新特征。20世纪初的孤立主义常以“和平主义”或“非干涉主义”为道义基础和理想诉求，而当前孤立主义则以国家利益重估为核心，强调对外政策的功利性与现实导向。这种孤立主义并不反对国际参与本身，而是对参与的范围、形式与代价进行严格限定，强调“投入与回报的对等性”，即仅在与“可实现的美国核心利益”高度相关的议题上介入，其余事务则尽量退出或转嫁成本，淡化自由价值与国际公共品供应。这种“利益重估—责任转嫁”的模式，战略上减少了制度绑定，保留了政策灵活性，成为新孤立主义的核心运作机制。此外，领导人因素在当前孤立主义的兴起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特朗普不仅是孤立主义政策的制定者与实践者，更是其象征性人物，他通过个人魅力、媒体话语和动员能力，深刻重塑了公众对外交理念的接受方式，显著影响了选民结构与党派立场，甚至跨越传统党派界限，形成了广泛的“特朗普效应”。孤立主义的回归反映出美国政治文化中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潮在当下的交汇与相互强化。

美国孤立主义的复兴将对国际秩序带来多重冲击。美国可能削减对全球安全事务的投入，导致盟友之间安全协作和战略协调受限。随着美国对外承诺的可预期性下降，盟友国家战略布局可能趋于独立或多元化，可能带来全球地缘政治的动荡、竞争与摩擦。此外，美国对多边机制的冷淡，将削弱联合国、WTO、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组织的运行能力，削减全球治理的制度供给，全球治理体系或可能因美国的退出与退场而发生权力转移。通过对全球盟友体系、多边治理架构、全球经济协作以及国际安全合作等的影响，美国孤立主义的持续推进可能重塑全球的权力格局与规范秩序。

孤立主义的影响也体现在对美国国内政策结构与政治生态的重塑上。民主党若无法有效回应选民对国际干预日益增长的疑虑，将可能在选举中持续受挫，间接推动孤立主义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地位的持续巩固。随着特朗普回归， “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不仅将重回外交核心议程，其影响也可能渗透至制度过程、社会心态与全球话语之中，并可能转化为一种系统性、常态化的国家战略文化。孤立主义不再是短期政治波动下的政策取向，而是建立在深厚社会基础与结构性张力之上的战略选择。美国的对外行为方式正发生转变，其全球角色不再基于提供国际公共品的主导国定位，而是转向选择性参与与成本控制的现实主义逻辑。孤立主义的复兴，意味着美国在“后全球化”时代战略重心的重新定位，其影响可能远超一届政府任期，为全球观察者提供了评估未来国际秩序重组的重要窗口。

在此背景下，中国及其他大国需重新审视与美国的互动逻辑。国际社会应重视美国国内政治变迁对外交战略的牵引效应，合理应对其外交收缩所带来的制度空缺与地缘风险；推动与美国不同政治派别、智库和民间力量的持续对话，促进其对国际合作的再认同。中国应在维护核心利益的同时，以国际担当谋求制度创新与战略布局，妥善因应其他国家的对冲、加强战略协调，参与和引导国际与区域合作，减轻全球多边治理机制遭受的冲击；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对开放合作、制度稳定与和平发展的共识重建。

本文原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