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采用基于中国传统（包括历史、文化文明等）和治理现实的新世界分析路径方法，研究指出，与无力解释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不同，中国国家治理实践蕴含着可概括为协和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新理论。与自由主义治理强调“个体主义”“还原主义”“自由至上”“均衡论和均衡治理”“纯粹市场主义和市场治理”等不同，基于中国传统和治理现实的协和主义治理坚持强调更为复杂和系统的“整体优先的兼顾主义”“相对独立的差序主义”“责任优先”“非均衡论和非均衡治理”“综合主义和综合治理”等基本特征。当然，协和主义治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和持续虚心学习来逐步解决。

关键词：国家治理；自由主义；协和主义；治理理论；治理模式

【作者简介】

杨立华，飞禽走兽老虎机_捕鱼老虎机技巧-手机版游戏下载政府管理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公共治理研究所、政府绩效评估研究中心、碳中和研究院长聘教授。

【论文主要观点】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路径转向

系统回顾和总结新中国七十余年以来的治理实践与成功经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既有的“华盛顿—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讨论大多以经济问题为起点，无法从整体上总结国家治理经验。同时，沿用西方政治学“威权——民主”二分的视角分析、或只分析部分特征的“持续制度变迁”等观点，均难以捕捉中国治理的整体逻辑与文明根源。为跳出“西方中心论”与经济分析的窠臼，本文在基于同自由主义理论的对比之上，提炼出一种“基于中国传统与治理现实的世界分析路径”：既尊重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脉络，又通过与世界治理模式的比较来建立更具普遍意义的解释框架，从而提出一个本土化且具有理论张力的治理范式——协和主义。

以前总结中国经验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是西方路径，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参照，并将其视为理想化的终极治理模式；二是中国路径，是以中国自身为参照，关注本土传统。但两种路径都存有一定问题，自由主义的西方路径将自身视为分析治理问题的唯一路径，偏离中国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中国路径因只关注中国历史，陷入片面性，缺乏国际对比视野。因此，本文提出基于中国传统和世界现实的第三条路径，实现对前两种路径的超越；同时，明确分析了国家治理理论基本特征的核心维度：一是分析起点和基本单位，即从国家整体或个体、群体等构成要素入手；二是个体、群体与整体的关系，探讨三者是简单加总还是相互独立；三是个体行为选择的依据，聚焦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的权衡；四是治理的总体形态，即治理整体呈现的特征；五是治理的主要手段；六是治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区分理想化理论与现实性理论。

二、自由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及局限

西方治理理论虽包含自由、保守、社群等不同流派，但核心仍是自由主义。本文将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个体主义，即个体是分析的基本单元和逻辑起点，国家、社会的功能由个体决定。二是还原主义，指整体是个体的集合，又可分解为原始个体，国家目标可通过还原为个人目标实现，如国家自由即个人自由。三是自由至上，即“无妨害他人”的自由，追求“不受强制的选择”。四是均衡论和均衡治理，预设治理场域完善、主体力量均等、信息充分，通过分权制衡、轮流执政等形式实现平等均衡的治理状态。五是纯粹市场主义和纯粹市场治理，将政治、社会等治理领域视为市场，主张按经济规则自由竞争。六是简化（理想）主义，预设的良善条件与从未实现的理想化状态。

但是，以“完善市场”为前提的自由主义存在三大错误：一是以虚拟情形替代现实解释；二是以理想化目标替代可行目标追求；三是以理论的静态性和简单化掩盖现实的动态性和复杂性。纯粹的自由主义治理从未实现，难以成为解释各国治理实践的普适性理论，因此，要从中国传统治理体制的内在逻辑及治理困境根源探讨，理解中国治理的运行机制。

三、协和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分析

“协和”观念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包括行为的协调和关系的调和。这些观念均可在《论语》、《大学》、《尚书》等原始典籍中找到源头。本文强调，这一范式并非对个体自由的否定，而是将自由置于责任与协作网络之中来理解与实现。通过协作实现关系和谐，进而追求更大的个人自由与利益，这是“协和”的核心内涵，也是与传统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同时，用协和主义囊括中国治理等特点，可避免使用“威权主义”范式的解释扭曲与“集体”主义概念误用。

协和主义治理理论的基本特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整体优先的兼顾主义，强调整体分析视角，区分不同层次的整体（家庭、组织、国家等），同时兼顾个体与部分利益，避免绝对整体主义；融入辩证思维，主张联系、动态地看待问题，追求整体与个体的协调统一。二是相对独立的差序主义，即整体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可简单还原为个体。处理关系时遵循阶梯式、顺序式的差序原则，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利益冲突时优先考虑群体、整体和长期利益。三是责任优先，强调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间的责任互嵌性，包括先验的被动责任和主动担当的责任。将自由视为“责任式自由”，既强调行动后的责任，更重视行动前的责任，追求“以和为贵”的治理目标。四是非均衡论和非均衡治理，承认治理场域的不完善性，认为非均衡是常态，均衡是理想目标。非均衡为治理发展提供动力，通过不断协调现存不协调实现动态平衡，契合中国“大一统与非均衡结合”的治理现实。五是，综合主义和综合治理，即认识到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反对单一治理模式，强调治理主体（个体、家庭、政府、社会组织等）、方法（市场、法治、德治、自治等）、区域和领域的综合协调，按需选择组合治理方式。六是现实主义，立足现实国情与实践，反对纯教条和理论化，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现实条件与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制度创新，如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便是现实主义的生动体现。

协和主义打破了自由主义的同质性假定，揭示了极端自由主义并非人类治理唯一模式的事实。其优势体现在：保护国家治理自主性，契合后发国家追赶式发展需求；促进复杂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家统一；弥补自由主义过度强调个体自由带来的社会分裂等弊端，实现治理效率、稳定与可持续性的统一。但协和主义本身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在处理协和与自由边界之时的挑战更为突出：第一，过度的协和主义压制个人的自由和创新；第二，协调关系矛盾的失灵；第三，对关系的协调演变为形式主义；第四，对关系的过度依赖陷入关系主义陷阱。纯协和可能导致专制与停滞，纯自由可能引发灾难与崩溃。理想的治理模式应是自由与协和的有机融合：在协和社会中增加自由度，建立“自由协和”；在自由社会中提升协和度，构建“协和自由”。因此，面对一系列重要挑战，协和主义需要进一步加强改革，调节自由与协和的比例、掌握协和与自由的边界，形成“自由——协和”二者互补的发展模式。

四、结论

自由主义的理论分析不符合中国传统和现实，也不符合西方实际。总结中国治理模式并非要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做零和选择，而是要在尊重历史传统与吸收外部经验的语境中，建构既符合本国现实又能进入世界比较话语的新理论。协和主义既不是对自由主义的全盘否定，也不是对西方式治理的一味模仿；它试图在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治理需求之间建立理论桥梁，推动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治理话语，既探讨本土模式，也探讨一般人类治理模式。

本文原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25年第8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与实践过程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新时代城乡基层社会服务体系构建路径及社区治理绩效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