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文为郁建兴教授著作《重构基层社会:浙江桐乡“三治融合”建设(2013-2023)研究》的书评文章，发表于《政治学研究》2025年第5期，此为简编转载。

摘要：社会建设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工程。本文以郁建兴教授所提出的“重构基层社会”为议题，讨论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重构”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文章运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依据分层治理经验，分析社会生活中公共物品的属性和治理原则，阐明“社会重构”的历史背景和问题意识，提出“让社会在运转中得到重构”的命题，系统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围绕民情、民诉、民意、民事而展开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

关键词：社会（society）；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社会建设（social construction）；社会重构（social restructuring）；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作者简介】

燕继荣，飞禽走兽老虎机_捕鱼老虎机技巧-手机版游戏下载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院长，飞禽走兽老虎机_捕鱼老虎机技巧-手机版游戏下载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飞禽走兽老虎机_捕鱼老虎机技巧-手机版游戏下载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发展、国家治理、公共治理、社区治理等。著有《国家治理及其改革》《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政治学十五讲》等，主编《发展政治学》《国家治理评估研究》等。

【论文主要观点】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需要完成社会体系和市场规则的再造，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改革一直按照“发展”和“治理”两个主题不断深化拓展，中国现代化不仅要解决发展动力、发展协调性、可持续和高质量问题，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还要实现所有主体行为的有限性、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保持有效的治理效果。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思考，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那么，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社会观”？社会为什么要建设、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为何重构、如何重构？……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也是试图构建这一主题下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努力探索。

一、社会的内涵与本质

在现代社会科学分析中，“社会”（society）是介于“个人”和“国家”之间而存在的人类组织形式的统称。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有三种组织形式：一是最自然的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家庭组织，包括超越单一家庭组织的家族社会；二是人们基于生活和生产需要、突破家庭血缘边界而形成的各种功能性的自发组织，包括社区、教会、学校、企业、商会、工会、兴趣者组织等；三是人们出于集体意志和集体行动的需要而实施和承当共同体管理和服务功能的人为组织，包括国家机构、政府机关、政治团体。

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人性自然需求。如果我们把人的生活分成不同属性，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应该是最基本的划分。这种划分展现了人的生活的三个基本面向，反映了人的三大需求——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社会需求。人生美好不仅意味着物质有保障，精神不虚脱，还要社会有尊严——有社会交往，有朋友圈，有集体归属感。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各种社会关系，组成各种社团组织，实现社会互助和自治，体现社会价值和人生意义。一切社会问题，不仅需要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方面去探究根源，也要从社会生活方面去寻求解决方案。

二、社会建设的问题意识

社会建设就是通过有效的组织，让人们过上良好的社会生活。社会就是共同生活的个体通过社会交往，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为了各种功用，或自发或人为“抱团”联合起来的集合体。马克思主义把人们通过各种联系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关系统称为“社会关系”，它实质上反映的是个体—群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政治学研究中，社会被认为是介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和可扩展的空间领域。由于社会具有日常交流交往功能、整合和规范功能、自组织调节功能、国家体制上下沟通和协调功能，因此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对于实现个人幸福和国家治理的目标至关重要。

人们对于社会有着不同的想象和判断，这些不同的表述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种理论命题：第一，社会是自发和平的“道德”团体，也是文明进步的摇篮；第二，社会是多元利益的集合体，也是利益各方实现其利益的分殊渠道；第三，社会是矛盾冲突的聚合体，是“人与人战争”的竞技场。不同的想象和判断会引出不同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但所有的社会理论都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否认社会危机的存在。人们组成社会，难免面对危机。除了自然灾难所造成的危机属于不可抗力之外，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危机，都与不同程度的社会失范行为和社会失序现象相关。一般来说，个体行为失范、团体关系紧张、社会认同撕裂是使社会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针对上述问题防范而进行社会建设、实施社会治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需的。

社会发展上不封顶，社会治理下线保底。说到底，社会建设的宗旨就是让人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而社会治理的目的就是针对可能的社会危机，为克服社会生活的种种难题寻求解决方案。为此，首先要确立处理各种社会事务的良好制度，能够激励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向行为，抑制和惩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负面行为。特别是后一种制度，更为关键。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守住“底线”，不能抑制和惩罚“反社会”、“损公益”的违规行为，遵纪守法、勤劳工作的“好人”总是吃亏，“劣币驱逐良币”，社会最终必然走向衰败。

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公益事业”如何促进，另一个是“公害事务”如何防范。促进“公益事业”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形成激励机制，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和动员起来，打破集体行动的困境，使其形成正向的社会合力。“公害事务”防范的关键是如何落实责任制，以便及时发现、及时矫正、及时惩治，防止破窗效应。这也就是说，基层治理的目标是做好“加法”和“减法”——增进公益，减少公害。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所谓的社会建设，就是提供制度约束（建章立制），通过有组织的行为，让公民投身到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的行列之中，克服自发秩序下社会生活的种种困境和胜王败寇逻辑。

三、社会重构的现实背景

社会重构是指社会系统因内外因素剧烈变化而发生的系统性调整，其核心动因在于原有结构无法适应新的发展需求。从社会变革的大趋势看，世界正在被重构，而重构的内容表现为多维度的系统性变革：经济领域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模式，数字经济、共享经济重构市场规则；社会治理转向精细化、数字化，区块链技术推动信任机制革新；文化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传统伦理与数字文明持续碰撞；人际关系在虚实交融中形成新型社交网络，劳动形态被远程办公、零工经济所改写。世界的重构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通过新旧要素的博弈融合，构建更具韧性的社会生态系统，最终指向人类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

中国社会的重构需求被意识被提出显然更早，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改良实验到现今的国家战略，社会建设与重构体现了中国独有的历史逻辑。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重构，是在基层社会衰落、公共服务缺失、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稳定遭遇挑战的背景下被提及和设定的。中国学者之所以提出“重构社会”这一命题，与中国社会治理的要求，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密切相关。

首先，从社会治理需求方面看，经历几十年的重大变革，中国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被解构，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家庭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和社会单位，中国社会呈现了“社会原子化”状态；一段时间内，农村基本的社会建设被忽略了，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次，从现代化的趋势来看，技术革命与风险社会的倒逼也是重要的因素，城市化对传统乡土社会的冲击显而易见。近年来，信息技术革命快速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普遍推广，“技术脱嵌”、“去中心化”、“算法”、“信息茧房” 等技术特点和社会效应，造成传统社会结构的实质性解体。从现实需求看，中国亟需通过社会重建填补“市场扩张”与“国家收缩”之间的治理真空，为共同富裕目标提供韧性支撑。重建社会不仅是修补裂痕的工程，更是文明形态的创造性重构。

四、社会重构的中国经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标志着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或“结合”再次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三治融合”基层治理创新经验2013年起源于浙江省桐乡市，被认为是地方政府创新从“倒逼式创新”走向“自觉自为创新”的典型案例。应该说，桐乡的经验预示了中国基层治理改革的方向。梳理20年相关问题的讨论可见，中国学术界大体形成了重建社会的三维框架：其一是组织重建——培育社会组织，破解“强国家-弱社会”结构；其二是价值重塑——通过“新乡贤”等机制重建社会共同体伦理；其三是制度创新——推广“枫桥经验”升级版，构建“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从新世纪初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把加强社会管理作为国家和政府的工作内容，之后，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和官员做好回应性，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2012年党的大八大后，政府文件中明确使用“社会治理”概念，并将社会治理重点更多地放在了加强基层管理和重新改造基层社会。回顾新世纪以来的变化，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可以看到农村社会经历的诸多变革，包括新农村建设、土地确权、土地流转、脱贫攻坚（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透过各地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围绕民情、民诉、民意、民事而展开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种种努力。

中国的经验显示，理想的社会应当是这样的：一个富有领导力的政党凭借其不断的创新能力引领社会；一个有效的政府提供足够的制度供给和信用保障；所有企业和经济组织不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还具有社会责任的担当和贡献；每个公民通过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与社会公益活动中来，贡献自己的爱心和力量。不同的社会力量和要素得到有效整合，各司其职，共同承担自己的功能，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

五、结语：让社会在运转中得到重建

重构社会的意义在于，基于现代社会的发展理念，本着社会自治的原则，开展社会建设，构建一种让成员感到有所依靠、彼此信任、互助合作、规范有序的社会共同体。

让社会在运转中得到重建，首先需要让社会运转起来。社会建设首先体现为组织建设，健全组织是提升社会治理质量、酿造社会共同体资源的前提。让社会组织起来，让民众遇到困难能够找到组织。这里的组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党政系统提供管理和服务功能的责任组织（包括党组织、政府直属或下属的正式机构），二是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社区住所的各种自组织（非党政系统的民间组织）。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首先要“确立管理的主责系统”，建立和完善党组织和街道、乡镇层级的管理机构，还要建立和完善居委会、村委会这样的“末端”机构；其次，还要“让社会运转起来”，鼓励基于社区、行业、以及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范围而形成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并让这些社会组织根据其目标和性质特点参与到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来，实现“多元共治”。

随着改革的深入，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启动了“党建引领”社会建设的工程，这项工程包括：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层社会公共服务工程；开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建立产业支持的集体经济建设工程；让社会组织起来，打造“熟人社会”的社会组织建设工程；落实“共管、共治、共享”原则的社会制度建设工程；实现便利化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和智能化平台建设工程。目前，中国政府出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考虑，在公共资源分配、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公共秩序维护以及老弱病残救助这五个方面做了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绩效，今后要实现社会现代化，还需要在社会共同体建设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